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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地專業委員會

“海洋?港口城市?腹地:19世紀以來的東亞交通與社會變遷”國際學術會議在復旦大學召開

2013-12-09

  由电竞竞猜app主辦,仁荷大學韓國研究所(韓國)、中山大學亞太研究院、南開大學歷史學院、中國航海博物館、復旦大學長三角港口發展研究中心協辦的“海洋?港口城市?腹地:19世紀以來的東亞交通與社會變遷”國際學術會議,于20131019日至20日在復旦大學召開。來自復旦大學、仁荷大學(韓國)、韓國海洋大學、香港樹仁大學、中山大學、南開大學、廈門大學、武漢大學、山東大學、河南大學、山東師范大學、山東曲阜師范大學、安徽師范大學、杭州師范大學、上海師范大學、云南民族大學、云南師范大學、蘇州大學、南通大學、上海海關學院、比利時根特大學、中國社會科學院、臺灣中央研究院、上海社會科學院、天津社會科學歷史所、吉林省社會科學院、中國航海學會、上海海關、《史學月刊》編輯部、《深圳大學學報》編輯部等單位的50余位專家學者與會,圍繞19世紀以來的東亞交通和社會變遷問題,進行了廣泛深入的學術交流。會議分為開幕式和主題報告、學術報告交流、集中總結研討等幾個板塊,并針對每位代表的會議報告安排了主持人點評和互動討論環節。

會議開幕式由復旦大學文科處處長楊志剛教授主持,主辦方电竞竞猜app吳松弟教授,協辦方韓國仁荷大學、中山大學亞太研究院、南開大學歷史學院代表及中國海關學會領導分別在開幕式上致辭,最后,復旦大學副校長林尚立教授代表學校講話,他指出,從空間的緯度考察中國及東亞國家近代經濟的轉型,無疑是一個非常好的視角,對大陸國家來說,海洋是現代化發展過程中非常重要的空間,如何認識海洋、如何走向海洋對一個國家的建設和發展有著決定性的影響。本次會議的主辦方和協辦方所在的三個城市上海、天津和廣州,都是重要的港口城市,韓國和日本也是一直在陸地和港口間尋找平衡的兩個國家,我們共同來研討海洋、港口、陸地所串聯起來的空間是如何影響東亞各國發展的,這不僅是歷史的問題,也是現實的問題。今天,隨著東亞國家的全面發展,東亞已成為非常重要的、活躍的經濟體,在這樣一個態勢下,如何重新認知東亞經濟的地理空間,如何運用好這個地理空間創造更好的合作,已成為東亞國家共同面臨的戰略性問題。他認為,復旦史地所及整個歷史地理學科在研究領域和關注度上也經歷了一個從陸地走向海洋的過程,相信這次會議的研討成果及其所形成的今后的聯系機制,將是非常有意義的,必將促進歷史地理學科更加繁榮發展。

主題報告部分,濱下武志從海關、僑批、信局網絡入手探討海洋、港口城市、腹地關系,以獨特的視角重新界定、詮釋交通的概念及交通研究的方法,特別強調了網絡的互聯性和關系性、市場的層次及流通圈的重要作用;李榮昊介紹了仁川開港和腹地的產業變動情況,通過對都市近郊商業化農業發展、殖民農政和糧食增產、工業政策和京仁工業團體的深入剖析,指出“米棉交換”的貿易體制,不僅影響了仁川港的腹地,還影響了朝鮮的整體產業結構,同時,地理位置決定了其腹地產業形成和發展的靈活性;王玉茹從交通運輸發展與社會變遷的研究視角,運用區位理論,通過天津由一個南北運河交匯而始的水陸碼頭,隨著近代經濟的興起、交通運輸的發展而演變成為北方經濟、金融和商貿中心的歷史演變過程,分析交通運輸、經濟發展與社會變遷的關系;吳松弟全面總結了中國近代經濟變遷的空間進程,將中國早期現代化的空間進程用“自東向西、由邊向內”八字加以概括,“自東向西”為主要方向,“由邊向內”為次要方向,同時,他還對“港口-腹地”理論進行了修正和補充,在辨析、擴展港口、腹地相關概念的基礎上指出,中國不僅存在著起點在國內的一種港口-腹地系統,也存在著起點在國外的另一種港口-腹地系統。后者主要分布在邊疆地區。

各場學術報告圍繞“海洋、港口城市、腹地”,從不同角度探討近代以來東亞交通與社會變遷的相關問題。在對外貿易和港口城市發展方面,河世鳳的論文《從貿易統計上看1930年代東亞的內部交易和港口城市》從東亞的面(貿易統計上的地區)、線(內部地區間的交易)、點(內部交易的都市)入手,通過大量的數據對比,指出在東亞內部交易上以大阪、神戶為物流中心,形成了金字塔形放射狀構造;樸俊炯從殖民地空間的起源和傳播的觀點出發論述了平壤的開市過程;連心豪利用海關檔案與日本外交史料,詳盡探究了清末明初龍口開埠設關始末;武強以碼頭捐為中心分析了近代上海對外貿易與城市發展,考察了碼頭捐的起源、征收狀況的變遷、與上海港貿易的相關性、對工部局市政費用的影響及社會影響,從側面反映出上海港在上海城市發展中的地位;林玉茹透過“尺素頻通”來觀察寧波、泉州及臺灣的三角貿易,強調了“尺素頻通”在委托代理貿易的運作、船只貿易與競爭、臺灣與寧波及泉州貿易、南北貨市場競爭與情報、在寧波的海商團體、商人日常生活展現等方面的史料價值;楊蕾利用日本汽船會社的社史、新聞報道和報紙廣告等資料,考察了19世紀末20世紀初青島和上海的汽船航路,并認為上海和青島港之間航線的運營使青島被納入到日本經營下的山東-中國東北-上海-朝鮮-日本的東亞航運網中;方書生、樊衛國在論文《地理、市場與管制:兩宋以降南中國外貿港口偏移的解析》中指出,在宋元、明至清中葉、晚清民國三個不同的時段,在或不完全開放或不完全封閉的經濟環境下,港口功能從原始形態一路演進到近代形態,期間出現轉口、經銷、加工等不同的貿易形式,形成線性、離散、集聚等空間形態,并受到地理區位、管制、市場經濟等不同主導因子所制約,形成一幅完整的演進路線圖;馬光的論文《利益博弈——晚清珠三角地區鴉片走私與緝私》利用近代海關資料對鴉片走私渠道、走私數量、走私參與者、組織形式等進行分析,并對廣東地方政府和海關當局展開的緝私行動進行考察;劉暢依據《中國舊海關史料》,闡明煙臺在中朝海上貿易網絡中的地位,并深入分析了仁川開埠通商后煙臺與朝鮮貿易的趨勢及特點,強調人參貿易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姚永超考察了近代東北的獸皮貿易,認為落后地區或國家如何開發原始資源和發展對外貿易,在發展好經濟的同時也防護好發達國家向本地區轉移環境成本,是近代東北獸皮貿易盛衰帶給我們今天的歷史啟示;陳為忠以煙臺港為中心,考察了近代東北亞的海帶貿易,總結出煙臺與俄國遠東地區、日本北部沿海地區的海帶貿易趨勢及其對地區開發和其他貿易發展的影響。                                      

在交通與城市發展、社會變遷方面,戴鞍鋼的論文《近代上海與浙東沿海地區的航運往來》指出,1843年上海開埠后,與浙東沿海地區間密切的航運往來,有力地推動了彼此的經濟聯系和社會發展;蘇智良的論文《上海城市的現代化歷程》將1843年作為上海近代化的起點,論述了上海新文明的成長,指出上海是中國制造的大本營,也是革命與救亡思潮的發祥地,強調了這座城市的“生命力、創造力和凝聚力”;詹慶華以中國近代海關在近代上海城市社會形成中的推進作用為考察視角,從物流、資金流、文化(信息)流等維度入手,分析研究海關對上海近代航運中心、貿易中心、金融中心形成過程中的影響度,認為在近代上海融入國際港口城市網絡進程中,中國近代海關的作用不可忽視,這種作用不只局限于上海,它使近代中國港口城市-腹地產生更好的聯動效應,近代海關引領的開放革新驅動因素直接或間接影響了近代中國沿海與內陸眾多城市的走向;伍彾飛分析了近代中國燈塔建設中的民間因素,嘗試跳出海關本身、換一種視角來看待和解釋近代中國的燈塔建設,認為中國海關、民間和外國三種力量共同存在于建設過程;施沛杉考察了汽車與近代上海新式婚喪,通過汽車在上海民眾的日常禮俗儀式的使用方式的改變過程,從一個側面反映了從傳統到現代的社會風氣變遷過程;熊亞平以警政、商會和自治為中心考察了華北鐵路沿線地區市鎮管理體制的變遷,提出應在注重市鎮社會經濟發展的同時,重視管理體制的創新,適時地建立或調整市鎮的管理體制,以更好的促進市鎮的可持續發展;趙欣研究了19世紀中期以來“霧都倫敦”治理霧霾的進程,認為其模式值得向全世界大城市推廣。

在鐵路及工礦業等近代經濟發展方面,朱從兵以株昭鐵路的籌建和建設為例,研究了晚清鐵路產權爭議中的社會、企業和政府各方力量的博弈,反映出近代社會力量成長及其付出的代價;劉素芬結合公、私文書的歷史研究方法,探討了抗戰時期敘昆鐵路的礦權之爭;丁賢勇以傅東華回鄉散記《火龍》為核心資料,結合田野調查,對杭江鐵路開通之初,所引起鄉民社會的驚懼、驚奇、驚喜、驚醒的變化過程作了探討;馬陵合從研究蚌埠這一在經濟相對落后地區出現的“被鐵路拉出來的”單純的商貿型城市入手,揭示出近代鐵路交通與商貿、金融業發展的互動關系;樊衛國借助于生態學的獨特視角,考察了近代上海局部市場經濟,從資源稟賦、生產技術、制度結構、社會文化等方面對上海的市場生態體系進行了分析、界定;楊敬敏通過對棉紡織業這一與港口貿易密切相關產業的考察,認為19世紀末長江中下游的湖南、江西兩省進口機制棉布的消費傾向于經濟較發達、交通較為便利的平原地區、傳統紡織區,而進口機制棉紗消費傾向于經濟較為落后的非平原地區、非傳統紡織區。考察全國進口機紗的輸入分布亦可發現,此項進口貿易對沿海、沿江“核心區”之外的廣大內地經濟發展具有更明顯的促進作用,并在一定程度上改變了傳統手工棉紡織業分布格局;袁為鵬對蘆漢鐵路、漢陽鐵廠與武漢城市近代化三者之間良性互動的研究,為理解中國近代化早期的工業化與城市化問題提供了生動個案;朱蔭貴對近代粵商浙商取代晉商徽商進行了經濟地理分析,探究了粵商浙商興起的原因、成功之道和特點。        

在華南港口腹地關系及貿易發展方面,周子峰對近代廈門及其腹地經濟關系的演變作了分析,并探究了民國時期閩南商業資本轉化為工業資本的現象并不顯著的深層次原因;毛立坤對“封鎖香港”問題提出了新見解,認為其起源于亂象叢生的香港轉口貿易,并通過8樁代表性走私案件展示出“封鎖香港”的真相,從而進一步揭示問題難以解決的原因;莫世祥、陳紅的論文《制度差異、興衰契機——近代港澳自有港政策與績效的比較研究》,深入探究了英式自由港政策與葡式自由港政策在各自主導近代港澳經濟發展過程中呈現的制度差異,以及這些差異最終導致港興澳衰的根本內在演繹;張永帥考察了香港、仰光貿易網絡與近代云南口岸貿易,認為云南不同口岸與香港、仰光貿易網絡的聯系以及如何取得聯系,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口岸不同的貿易特征和發展趨勢,以及商品構成的差異。

在腹地、邊疆地區的交通與貿易發展、社會變遷方面, 樊如森考察了天山南北地區的近代交通網絡,指出三大陸路干線、傳統驛路、水路與郵政、電信網絡相交匯,構筑起天山南北地區的近代交通網絡,在一定程度上加快了當地的經濟開發,加強了與國內外市場的聯系,提升了新疆地區整體的現代化水平;任放認為,晚晴民國兩湖地區(湖北、湖南)的交通運輸業出現了結構性變動,新式交通工具(輪船、鐵路、汽車)成為近代工商業能否持續發展的制約因素,但不可忽視的是,傳統交通工具(如木船)并未退出歷史舞臺,而是伴隨新生事物一同前行,與輪船等新式交通共同形成多層次、多功能的交通格局; 姜修憲以產權處置為中心,探討了制度變遷與近代閩江內河輪船行業的關系;王哲基于對多版本郵政輿圖分析,從郵政網絡的特殊性、空間擴展等方面考察了近代中國的郵政網絡空間;奧佳對黑龍江(阿穆爾)流域地名形式的變化及社會影響進行了探討,認為這些地名形象地反映了中國東北與俄羅斯遠東的歷史地理、政治經濟狀況、地域文化和民族文化;李愛麗以1870年前后英國領事官員和粵海關洋員撰寫的關于海南島的文章為考察對象,揭示其考察路線和研究內容,增加了我們對外國人進行邊疆史地研究的認知。

在會議最后的總結研討中,學者們認為,本次會議圍繞19世紀以來的東亞交通和社會變遷這一主題,進行了多學科的探討,有很多新的觀點、新的材料、新的方法、新的研究成果,反映了在“海洋、港口城市、腹地”研究各領域的新進展,關注的視角也擴展到東亞地區,這是非常有價值的,但是,目前需要深入研究的領域還有很多,例如,對內陸邊疆地區的研究還很薄弱,如何以中國現代化進程和近代經濟地理的重要問題為出發點,從政治、經濟、社會、人文等各方面進行多學科的、多維的、立體化的研究,仍需學者們共同努力;同時,在港口腹地研究方面的互動交流須進一步加強,吳松弟提議建立一個此研究領域的“海陸聯盟”,通過網絡沙龍等平臺及時就相關問題進行討論互動,共同推動“海洋、港口城市、腹地”研究走向深入。

(作者何秋紅,电竞竞猜app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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