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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滬津經濟關系看近代沿海口岸城市的發展軌跡（1）

2013-12-03

近代之前的上海與天津，原本不過是南方和北方地區兩個普通的府縣治所，在中國經濟的發展中并無特別突出的地位。但是，經過開埠后短短幾十年的發展，上海就成了近代中國最大的對外貿易、金融和工業中心；天津也發展成為近代北方廣大地區的經濟龍頭[1]。因此，近代上海和天津城市及其腹地經濟的發展，便成為學術界密切關注的焦點之一，學術成果自然也層出不窮。這些研究雖然很有價值，但不足之處卻在于，過分注重城市自身及其腹地的研究，而忽視了更大區域范圍內的城市之間固有的經濟聯系及其所體現出來的中國近代口岸城市的發展軌跡問題。如論及上海，則將其局限在長江流域的狹長地帶；探索天津，又往往將其限定在北方特別是華北的狹小地域內[2]。本文的研究，以近代滬津兩口岸間的埠際貿易發展為切入點，在分階段討論二者埠際貿易關系的基礎上。全面論述了上海和天津作為中國近代南北經濟聯系的核心節點，在金融、工業、市場等多個領域的互補合作關系。滬津二者關系由單一到全面、由艱澀到成熟的演化，不僅促進了滬津城市本身及其腹地的經濟發展，也引領和代表著中國近代沿海口岸城市的發展方向和基本軌跡。

一、支配與依賴：20世紀以前的滬津經濟關系

開埠以前，上海“尚從屬于以蘇州為中心的太湖平原經濟區，擔當著該區域出海口和轉運港的職能。就港口而言，其運輸工具、港岸設施都滯處于前近代社會，與中國傳統商港并無二致；同樣，因港而興的上海縣城，商業雖旺，但與同期中國其他港口城市相較，經濟活動的內容和性質并無多大差異”，無論是與長江流域還是同沿海各省的航運往來，上海都是作為蘇州的外港發揮著作用[3]。此時的上海雖與天津等北方主要港口之間保持著一定的商品交流，但彼此之間并無明顯的從屬關系。

1843年開埠后，上海由于“得風氣之先”，伴隨著“商業大王”——洋行和現代金融機構——外商銀行的出現以及相關制度的日益完善，在貿易發展過程中獲得了包括天津在內的其他口岸無可比擬的優勢。加之海河口淤沙嚴重、英商返航出口貨物的缺乏及與腹地間落后的交通方式等因素的限制[4]，天津在開埠后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貿易直接進出口數值一直偏少，并嚴重依賴于上海的埠際轉運。1866年的天津貿易報告曾明確指出，“天津乃中國進口貨之最大銷場之一，雖納有所進洋貨之大部，卻非直接取給于生產國，而系經由上海轉來”[5]。這一現象很長一段時間內未有好轉，一直持續到19世紀末。更直觀的數據如表1所示，該時段內天津依賴上海進口洋貨的比重都保持在50%以上，而土貨出口的比重也在40%上下。

                     表1  1871—1899年天津與上海外貿埠際轉運關系        單位：海關兩

資料來源：茅家琦主編《中國舊海關史料(1859-1948)》，京華出版社，2001年。

在這種情形下，利用全國外貿中心的地位，上海通過有效地覆蓋天津的進出口業務，把天津直接輻射的地區變成了自己的間接腹地，這一范圍大致包括甘肅省的寧夏府、蘭州府、西寧府、甘州府、涼州府；山西省的歸化城、包頭、西嘴子、孟縣、太原府、平定州、潞安府、澤州府；張家口外的喇嘛廟、熱河、哈達一帶；直隸的昌德（有誤，筆者疑為承德）、順德、冀州、宣化府；河南省的懷慶、河南、衛輝府以及山東省的臨清州、濟南府、青州府等地[6]，地域十分廣闊。

與此同時，伴隨著滬津之間埠際貿易轉運的展開，兩地間的金融業也愈加活躍。以匯兌為例，較早承擔匯兌業務的是票號，“票號之營業，其先本以匯兌為主，故各地多設分號，其無分號之地方，則與他號連絡，或間接地與他號連絡，故其聲息相通，匯達之區域亦廣”[7]。滬津兩地間匯兌頻繁，遇到緊急情況時，匯費的確定也受到影響，“然銀錢流通之道，固不在盡運現銀。向來貨價往還大半由錢莊、銀行匯劃，稍加匯費而已。現在銀錢既禁止出口，津地取現貼色之費又如此之大，匯費遂隨之而增，聞現在匯費每千兩亦須加二三百不等，非但申商以吃虧太大，無不徘徊觀望，即使肯如數吃虧而匯之，尚屬非易。票現兩迫，于是申地之銀根愈緊矣”[8]。

錢莊也是承擔埠際匯兌的重要力量之一。開埠初期，上海錢莊本無力量與票號抗衡，但在與外商銀行發生關系后，通過資金拆借等方式壯大了自身的實力，在近代強手如林的上海金融業市場上日漸占有一席之地。以往長期被票號壟斷的匯兌業務，也逐漸成為上海錢莊的主要業務之一，從而打破了“本埠之事，錢莊任之；埠與埠間之事，票號任之”的基本格局。申匯的出現及其規范的運作制度，便利了埠際資金的調撥往來。相關研究表明，到19世紀末，一個以上海為樞紐的全國性商業貸款匯兌網已經形成，其運作體制便是以申匯為核心的[9]。在國內一些重要商業城市中，同一日內因各自不同的需要，出售申匯和買進申匯，從而形成了申匯市場[10]。天津也不例外，由于兩地間匯兌的頻繁，19世紀末逐漸形成了申匯市場。但直到清末，天津的申匯市場還比較有限，1909年時，“津郡匯票每日扯算，不過十萬左右”[11]。

通過以上分析，20世紀以前滬津經濟關系的最大特點是，上海始終單方面扮演著強勢的角色。支配與依賴，成為該時段二者經濟關系的主旋律，無論是埠際貿易、腹地范圍還是金融往來都體現得非常明顯。然而滬津之間的這種經濟關系并沒有長期維持下去，進入20世紀尤其是民國以后，二者間的經濟關系發生了巨大的變化。

二、獨立與互補：20世紀后滬津經濟關系的新特點

進入20世紀后，伴隨著經濟發展環境的改善、港口和航道條件的優化以及腹地現代化交通設施的運用，所有這些都大大增強了天津的經濟輻射能力，促進了口岸直接對外貿易的開展。如表2所示，1905-1930年天津直接洋貨進口比重持續上升，末期已接近80%，而土貨直接出口比重雖屢有反復，但30年代時亦占到70%，較之以前大有進步。

                         表2  1905-1930年天津直接進出口貿易情形           單位：海關兩

資料來源：茅家琦主編《中國舊海關史料(1859-1948)》，京華出版社，2001年。

這一變化很快就為江海關稅務司墨賢里(H. F. Merrill)和戈登·洛德(E. Gordon Lowder)所敏銳地察覺，他們在上海海關十年貿易報告中指出，“近來有一種明顯的趨勢，即一些較大的外地口岸，不經上海轉口，直接從外國進口。不然的話，上海的貿易也許會比實際的發展更大”，“上海享有的貨物分發中心的地位，由于漢口、天津、膠州等對外通商口岸的進口商越來越傾向于直接同歐洲、美國打交道而不是從上海進貨，已受到相當大的影響”[12]。日本人的調查報告也認同這一趨勢，“天津的貿易，以前是經由上海的間接貿易。外國貨物全

都一律在上海卸貨，然后從上海轉賣到天津。可是，在近兩三年以來，由于天津商人地位的提高，以及各種貿易機構的完善，結果過去經由上海進口的貨物，大多數從原產地直接向天津進口。以前天津外來貨物之八九成，是經上海而來；可是在1906年，外國直接輸入額為40102448兩，經由上海的輸入額為25095998兩，二者成為八與五之比”[13]。

天津對外貿易自主性的提高 ，使得其對上海的依賴程度大大降低。由于失去了對天津進出口貿易的支配作用，上海的腹地范圍也從北方逐步向長江流域退縮，而天津則日益成為北方最大的對外貿易中心。

這一時期，滬津間的金融往來有了新的發展，也出現了一些新特點。

匯兌。如上文所述，直到清末天津申匯市場的規模仍然較小，而進入民國后則獲得了較大的發展。據20世紀20年代末的調查，天津錢莊（銀號）“國內通匯之處，如上海、北平、包頭、張家口、哈爾濱、營口、奉天、大連等處。其中以上海為最多，僅就天津與上海電匯而論，每日已達五六十萬之譜。其價格亦隨銀根而行，例如上海銀根緊時，電匯價格必漲，有漲至一千零七十余兩者；若上海銀根松動時，其價必跌，有跌至一千零三四十兩者不等”[14]。與此同時，銀行和工商客戶都委托錢莊代辦申匯。錢莊每天將經手的申匯收交數額，核計其差數，委托經紀人去辦。不論交多于收或收多于交，經紀人都要尋找頭寸（對手），使雙方臻于平衡[15]。

此外，申匯中的莊客客票，也往往在兩地的經濟活動中發揮作用。例如在1915年時，上海共有義興永、義聚永、景德和、義成、敦昌等13個天津幫申莊在滬辦理棉紗，“由天津總號電匯款項到滬，以之支付買賣”[16]。

民國時期，華商銀行也獲得了空前發展，北洋政府時期“北四行”和“南三行”的迅速崛起，就是這一發展的重要標志之一。在它們的基本業務中，匯兌自然是必不可少的組成部分。如成立于1915年的上海商業儲蓄銀行（以下簡稱上海銀行），以上海為大本營，與包括天津在內的全國各主要城市進行匯兌往來，業務做得極為出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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