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竞竞猜

?

禹貢文庫

由糯到秈:對黔東南糧食作物種植與民族生境適應問題的歷史考察

楊偉兵     2013-10-15

【內容提要】 明清以來黔東南地區農業經濟獲得了較大發展,農作物的引進與改良起著重要作用。本文通過對明清以來所反映的糧食種植及經濟變化情況的考察,展示和剖析黔東南民族地區物質生產變化及其影響因子,探討生態環境、政府行為與民族文化三者在糧作變化和地區經濟開發中的作用與適應。
【關 鍵 詞】 黔東南 糧食作物 變遷
      農業和糧食生產是維系傳統農業經濟與社會基本要素之一,糧食更是人類賴以生存和發展的重要物質基礎,在經濟生活中扮演極為重要的角色。從經濟人類學意義上講,穩定增長的糧食生產和農業經濟,在很大程度上能使人類具備成片改變生存環境的能力,從而為人類民族實現跨生態分布提供根本保證。因此,考察區域內民族糧食種植、結構和生產等的變化狀況,探討其生態變化特征和由此衍生出的民族生境[①]、經濟生活形態等,將有助于獲取更多更新的人地關系認識。在我國以往相關研究中,有關民族地區文化、經濟和生態環境關系的探討由來已久,其中不乏中微觀視野下的精彩個案分析,但研究多集中于經濟開發、物質文化等實態分析上,相對缺乏區域性時空演繹背景下民族經濟與生存發展的環境與社會方面系統考察。本文以維系民族文化不斷發展的糧食等物質基礎變遷為線索,考察明清民國時期貴州黔東南地區(清鎮遠府、黎平府、思州府及都勻府之丹江廳、八寨廳、麻哈州等)糧食作物及種植經濟變化情況,討論自然環境、政府與社會和民族文化等因素在糧種改良與社會變化中的作用問題。
一、 明清經濟開發與農作種植
      自然生態環境是經濟生產的主要物質基礎,地區經濟開發、生產方式和民族文化習俗乃至人類種群,均須依賴于一定的生態環境并接受自然環境的洗禮。黔東南地處貴州高原向湘西丘陵過渡的斜坡地帶,西高東低。東部地貌為低山丘陵,夾有面積較大的河谷平壩,平均海拔低于800米;西部以高原巖溶地貌為主,海拔介于800至1 100米之間;全地區山地地貌明顯。黔東南屬中亞熱帶典型季分區,氣候溫熱,雨量充沛,年均溫在14℃到18℃左右,多年平均降水量在1 300毫米以上,山地立體氣候復雜,植物資源豐富。[②] 受自然地理環境的影響,東部和北部的農業條件和開發條件要優于中南、南部地區。自古以來黔東南人民就依據不同的自然環境和社會實際,發展著物質經濟。明清以前,當地居民屬典型的山地經濟民族范疇,“好入山壑,不樂平曠”,[③]“以木葉覆屋,種禾、黍、粟、豆、山芋,雜以為糧。截竹筒而飲。暇則獵山獸以續食”,[④] 旱糧種植和狩獵經濟為主要的經濟生產;“山川幽秀而鬱塞,霧露霖潦以為常,梯田磽確,刀耕火種。無菽澤之饒、桑麻之利”,[⑤] 社會經濟還比較落后。
      明代外省移民的遷入和行省化,使貴州內外交通有較大改善,移民開發和衛所屯田迅速興盛起來,全省社會經濟基礎發生了深刻變化。黔東南地處貴州東部,是云貴聯系中央王朝的主要通道,亦是中央王朝力量入主西南的主要通道之一,就區位而言理應成為外來移民開發的第一站。但是,由于山多地少,“八山一水一分田”,農業開發還比較集中地分布于交通沿線、衛所治地等平壩、低地,規模有限。根據衛所、交通等設置,黎平、古州(今榕江)、銅鼓(今錦屏)、清浪(今岑鞏)、偏橋(今施秉)、清平(今凱里)等地衛所應是屯田主要區域。[⑥] 明代黔東南屯田分布總的講來分布零散,與當地廣大區域內的原生態經濟形態形成鮮明對比,反映出此期的移民開發仍有一定的局限性。歷史文獻記載稱黔東等地為“化外生苗”分布地區,居民“處山箐者,則芟林布種,刀耕火種。處平地者,則駕車引水以藝梗秫”,居山野者“以漁獵為樂”, 社會生產水平較低。[⑦] 整體上看苗侗等少數民族因自然條件、歷史發展和封建統治實行的軍事封鎖,在農業生產技術、糧食作物引種和改良等方面受限較多,加深了民族地區農業經濟欠發展的程度。當然,由于部分地區受改土歸流、移民開發和民族融合等影響,農業生產仍能取得較大發展。據現存的弘治、嘉靖和萬歷貴州圖經志和通志記載,貴州糧食作物已經達到20多個品種,稻谷、麥類成為主產糧種。苗區糧食作物以糯稻最為主要,這與當地少數民族大多深居高寒山區的自然條件有關。同時在土地利用層面上還反映出全省在原有耕地面積變化不大的前提下,水田面積增長十分迅速,從永樂初年到萬歷二十五年水田面積增加了179.6%之多。[⑧] 糧食作物的多樣化,耕地及水田面積的擴大,充分體現了貴州地理環境、自然資源和移民開發、民族原生態等相互作用的復雜特征。糧種多樣是人們在生產過程中為適應不同氣候、土壤、地形等作出的技術選擇;水田的增多亦是貴州復雜的高原地貌侵蝕后,因地表破碎,形成多樣地貌,進而對農作物種植和土地利用方式產生影響的顯著結果,突出表現于河谷平壩面積少,墾殖有限,移民涌入迫使人們因地制宜地發展各種水利而將部分丘陵、低山開發為水田。[⑨] 以上兩大特點的出現正是原生居民和外來移民共同作用的結果,特別是外來移民在水田開墾方面的作用更為主要,成為誘發明清黔東南地區糧食經濟發展環境發生變化的主因。
      清代雍正朝后,黔東南改土歸流,隨著中央政府力量不斷深入,使傳統的自主自立苗族領主制衰落加快,新興地主經濟獲得發展,推動著黔州社會經濟的進一步發展。突出表現之一便是因廢除相對封閉的土司制度,農奴人身自由空間拓寬,外來軍戶、客民也能比以往有更多的機會進入苗區,農業墾殖活動、商品經濟等活動頻繁。嘉慶二十五年黔東南
地區耕地面積達到436 024畝,[⑩] 道光初年黔東南客民人數為8萬余口,占全省30萬總數
的27%左右,[11] 均比康雍時期增長許多。林業貿易活動在嘉道年間已十分活躍,現由錦屏縣檔案館等單位在民間收集到的大量山林買賣契約文書可見一斑。[12] 值得注意的是,清前中期在黔州開展的墾殖等農業活動并非一帆風順,社會經濟在中央與地方、階級民族和土客沖突中不斷遭到沖擊破壞,由此產生的土地糾紛、社會矛盾問題不少,全省亦然。[13] 清政府“為翦除夷官,清查田土,以增賦稅,以靖地方事”,[14] 曾大用武力,加之一些胥吏橫行,迫使當地少數民族反抗不斷,乾隆雍乾起義[15]、苗區屯政之爭[16]等,對黔東南農業社會與經濟損害嚴重。以鎮遠府為例,其定額田地91 535畝,但戰亂造成的荒廢田地面積就達69 435畝,占到76%的比例;實際成熟田22 100畝,面積僅占定額田地的24%;況且耕作粗放,農作品種老化,復種指數低,產量難以提高,直到乾隆后方恢復發展起來。[17]
道光六年朝廷令貴州巡撫嵩溥調查“漢奸”私入民族地區狀況,顯示出“漢人侵陵苗族之進度有加無減”,土民漸失土地,并在土司和官吏等的盤剝下,生活艱難,到咸同年間貴州各民族“亦因遭受剝削與壓迫,感于生活之不安與不能,遂起反抗,失業之游民更從而附益之,演空前之慘劇,留痛深之創,不殊揚州十日、嘉定三屠”,成為咸同年間苗民大起義的重要背景之一,對社會經濟的破壞更加嚴重。[18] 光緒初年在政府緩和社會矛盾、鼓勵生產等措施下,黔東南糧食經濟生產得到很大恢復,一些河谷平壩地區經濟經過長期耕耘還成為著名的糧食主產區,如黎平、天柱、古州大壩等。
      明清時期黔東南地區社會經濟發展盡管起伏跌宕,但其區域開發不斷得到加強是不可否認的歷史潮流,中央行政力量和漢族移民開發最終還是促使該地區不斷得到發展。從技術層面上講,清代是黔東南地區糧食品種增加和新型水田面積擴大的重要時期,這與以上兩者力量的深入有著密切關系。在糧食種植作物方面最大的成效便是旱地高產作物的廣泛引進,使區域糧食結構、產量和經濟生活、生態環境發生重大變化。康熙《思州府志》、乾隆《鎮遠府志》等物產記述表明,玉米等作物已經廣為種植。嘉道至清末玉米、甘薯、馬鈴薯等的種植在各地均有明顯體現。至此,從明直至民國前夕,黔東南地區在各期經濟開發過程中形成了以下糧食種植變遷模式:由原生態民族相對較少種類的糯稻、谷類、麥類種植發展到多民族共同耕植的、適應多樣自然環境的糧食種植格局;在土地利用和經濟地理分布上又體現出“少水田、多旱地——水田激增——水、旱田地共同普遍擴增且向山地大面積推進”的態勢。經濟開發的社會環境、移民與人口、作物品種等明顯地成為以上兩種發展變化的主要驅動因子。在生境方面,民族生存發展能力和適應環境得到加強,確立了農業經濟的絕對主導地位。
      需要注意的是清代黔東南水稻品種和種植分布仍保留有極大的傳統成分。據《黔東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志·農業志》(1993)的統計,當時水稻已有糯、粘之分,各府州廳縣記載的稻谷品種秈有24個、糯有18個。而糯稻、糯禾的種植主要分布于黎平、下江、永從、古州、雷山、臺江、劍河、丹寨、施秉、黃平等地區,秈稻種植主要集中在鎮遠、天柱、錦屏、麻江一帶,雖然具體種植面積難以查證,但黔東南中南部等比較多的種植糯稻是可以肯定的,所以盡管明清黔東南糧食作物品種呈現出逐漸多樣化的特點,但仍是著名的“糯禾之鄉”,糯稻在民族經濟生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19]
二、 民國糧食種植與生產的發展變化
      民國時期貴州苗族等少數民族地區農村社會商品經濟和資本主義發展微弱,農業生產
關系仍舊以民族社會的傳統經濟為基礎。民國初期黔東南土地和賦稅制度在實質上與清時期沒多大區別,隨著地主經濟的發展,土地兼并現象日趨嚴重,在劍河、爐山、丹寨、榕江等縣表現尤甚。[20] 農村經濟與社會還受到軍閥混戰、自然災害、幣制紊亂和鴉片種植等不合理土地利用與畸形經濟的影響,糧食生產極受摧殘。以民國四年(1915年)黔東南地區田賦收入狀況與清末時期相比,總收入下降了12%,其中地糧正項下降5%,耗羨下降10.9%;丁糧正項下降20.9%,耗羨下降45.2%[21]。到民國七年(1918年),為扭轉田賦收入下降頹勢,政府出臺了一系列鼓勵開墾荒地的積極措施,規定開荒期滿三年后可按不同等級升科。十六年(1927年)為避免和防止田賦定額上升過快過大引發民變,又制訂《限制田賦附加辦法八條》,對保持農業經濟和賦稅收入穩步增長起到積極作用。民國十六年、二十五年(1936年)各縣田賦實際征收數額分別為80 318.31銀元和81 865.71銀元。[22] 依據民國二十五年土地陳報時頒布的《貴州省征收田賦章程》規定1銀兩約為1.50銀兩折算,以上兩年收入應分別為53 545.54銀兩和54 577.14銀兩,與民國四年相比田賦收入均增長近兩倍。民國初年到土地陳報后的田賦收入增長,其原因主要是政府在農業生產中的作為力量加強了,制定的政策總體上有利于糧食生產的恢復與發展。1941年至1949年期間,由于黔州田賦征收改回實物征收,而且基本上是稻谷,所反映的糧食生產水平變化狀況比較明顯。依據《黔東南州志·糧食志》(1995年)提供的檔案資料,1949年全地區糧食耕地面積為265.16萬畝,其中稻谷田地面積220.40萬畝左右,全年糧食總產41 189萬公斤,稻谷39 116萬公斤。由此得出的稻谷畝產量近360斤。再以賦稅系統看,1949年征收田賦24.4216石的稻谷,以每畝賦率0.03畝來計算,[23] 當年黔東南地區稻谷畝產量亦維持在370斤的水平。實際上無論是從賦稅制度或產量分析入手,1949年畝產360-370斤稻谷的水平在當地不算很高。清乾隆間古州車寨大壩地區“苗人所種上田,每畝可出稻穀五石,中田可出四石,下田可出三石”。[24] 當然,黔東南山地眾多,山區氣候復雜,能有360斤以上的平均畝產已屬不易,這證明民國時期糧食生產仍有一定的成績。
      1936年土地陳報,黔東南各縣相應進行了一次全面的糧產統計,根據《黔東南州志·糧食志》(1995年)提供的檔案和統計材料,能比較清楚地了解當年各種糧食作物的生產情況。民國二十五年全地區糧食總產量達到423.20萬擔,其中水稻產量占87.36%,小麥產量占1.24%,玉米占3.03%,大麥、蕎子和雜豆占1.83%,薯類產量占5.31%。水稻產量無疑占據絕對地位。就水稻而言,產量集中區域在錦屏、黃平、劍河、臺江等縣,年產均在1 500萬公斤以上,產量在1 000-1 500萬公斤的地區有從江、榕江、天柱、三穗、鎮遠等縣,雷山和丹寨產量較低。可以看出該年黔東南稻谷主產區分布于雷公山以北地區。這種產區分布在小麥、玉米、薯類等糧食作物上也較相似,與黔東南北部、東北和東部地區農業開發較早不無關系。據調查民國時期黔東南稻谷生產在貴州全省有一定的地位,稱“(全省)有40縣自給,猶有余裕;其中,全省最多達10萬市擔以上的有黃平、天柱縣。天柱全年可輸送大米兩萬市擔,輸往湘西各地”。[25] 根據1949年黔東南地區稻谷畝產360斤的標準可推算出民國二十五年(1936年)稻谷種植面積約為102.7198萬畝,從土地利用角度看占全區耕地面積的38.7%,土地面積的2.26%。[26] 表1反映的是1936、1949和1984年黔東南糧食作物種情況,按照20世紀90年代的農業規劃,2000年黔州糧食作物總播種面積要達到340萬畝,占農作物總播種面積的66.90%。以此標準,2000年黔東南州糧食作物總播種面積應占土地總面積的7.48%,復種指數為185%。相比之下,民國時期的各項指標仍處于比較低的水平。20世紀80年代稻谷播種面積大幅度下降,而其他糧食作物播種面積增長也很緩慢,這與社會經濟呈多樣化發展有關,糧食和農業經濟在國民經濟所占比重相對下降。
表1 1936、1949和1984年黔東南地區糧食播種面積情況 單位:萬畝
1936年 1949年 1984年
播種 占耕地 占土地 播種 占耕地 占土地 播種 占耕地 占土地
面積 面積 % 面積 % 面積 面積 % 面積 % 面積 面積 % 面積 %
水 稻 102.27 38.7 2.26 214.48 80.9 4.7 210 55.4 4.6
玉 米 — — — 72.83 4.1 2.24 29.82 7.87 0.66
小 麥 — — — 5.28 2.2 0.13 18.43 4.86 0.41
甘 薯 — — — 10.25 — 0.23 25 0.66 0.55
馬鈴薯 — — — — — — 17.46 — —
注:(1)1949年甘薯資料為1947年替代數;
(2)1984年馬鈴薯資料為1988年(解放后播種面積最多年份)替代數。
資料出處:貴州省黔東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貴州省黔東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志·地理志》,貴州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貴州省黔東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志·農業志》,貴州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貴州省黔東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志·糧食志》,貴州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縱觀清末到民國時期黔東南糧食經濟和種植發展情況,在當時的時代背景之下,糧食產量、田賦收入等一度出現過增長迅速的現象,農業開發仍能取得相當的成績。應該看到的是民國時期黔東南農業墾殖指數還較低,土地利用和農業墾殖雖在人口壓力下走向緊張,但開發和發展農業經濟仍有一定的空間,特別是黔東南地區糧食播種面積增長遠遠低于耕地面積的數量,且在墾殖、復種指數偏低情形下卻能出現糧食產量的激增。這一“矛盾”的凸現實際上有著其深刻的背景,所反映出的現象與問題已經超出單純的經濟范疇。民國時期大規模地進行農作品種改良和技術推廣(如糯改秈)是這里面重要的因素。因此從糧食作物內部結構、變化等角度來進一步探討農業生產的環境與技術等問題很有必要,從作用和影響民族生境變化方面看,民國糯改秈的品種變革和技術推廣所帶來的自然和人文環境變動效應,與清代旱地高產作物的引進與種植有相似之處。
三、糧作種植的變化與適應問題
      糧食作物品種的改良與推廣對產收和經濟生活結構的影響不言而喻,但這種變化過程在不同環境、時代和文化背景下所產生的效應會有所差異。作為一種技術層面上的變革,糧食作物及品種的引進、應用、推廣與民族原生態的調適、生產生活習慣和投資風險密切相關,這就產生原生態環境對變革的“適應”、“接受”之不平衡性。不過,一旦制度與技術的改進、變革為原生態民族環境(包括自然環境)所接受,將會進一步在社會經濟、文化乃至生態系統方面造成深遠影響。蔣立松認為,貴州各民族物質文化形態的發展主要有兩個趨勢:一是民族構成、民族文化和經濟形態上的多元化;另是各民族在物質文化要素上有某些類似和物質文化發展的趨同。[27] 現在看來,黔東南歷史以來糧食種植與經濟發展變化也是以上特征的具體反映,即糧食作物品種的增多是民族文化接觸、交融和多元化的發展結果,同時也是傳統物質文化和外來文化技術共存、發展的表現;特別是水稻的穩步增產加強了農業在黔東南經濟中的成分,成為改變黔州民族生境的重要指標之一。解放后至今的現代調查還表明,歷史以來黔東南以水稻、高產旱地等糧食作物種植變化為主要的農業經濟發展及其帶來的糧食增產、人口增長等,使民族社會與經濟更為穩固地向農業經濟模式發展,逐漸在地區實現了以糧食作物大面積種植、增長的農業經濟取代刀耕火種、漁獵經濟等多種經營的傳統經濟模式。此外,人口增長、耕地面積擴大和糧食產量的提高,促成了少數民族獲取、控制穩定能量來源的能力發生質的提升,使地區民族利用自然也實現了跨地帶、跨區域的作用,拓展了民族生境的發展空間。
      黔東南稻谷培植歷史悠久,明清時期當地苗侗漢等民族就已因地制宜地開展多種種植方式,對水稻種植的土壤特征、品種習性、農田水利等有足夠的認識,具有較高的水平。“波耕水耨,盈盈其間”。[28] 麻哈、清平等地民眾充分利用山地水勢,引水澆灌田地;并且懂得按田地土壤性質劃分種植等級,如上田種植晚稻、中田種旱稻、下田種旱粘。[29] 當時貴州多數地區已經做到依據不同自然地理環境發展多種稻田生產,“源水浸溢終年不竭者,謂之濫田;濱河之區編竹輪用以戽水者,謂之水車田;平原筑堤可資蓄洩者,謂之堰田;地居漥下溪洵可以引灌者,謂之冷水田;積水成池旱則開放者,謂之塘田;山泉泌涌井汲以資溉者,謂之井田;山高水乏專恃雨澤者,謂之干田,又稱望天田;坡陀層遞者,謂之梯子田;斜長詰曲者,謂之腰帶田。”[30] 黔東南一帶,清代文獻就有苗民“止知耕種水田”的記載,水田種植開展很早,甚至出現“苗人所種上田每畝可出稻榖五石,中田可出四石,下田可出三石”的產量記述,這在當時已屬很高水平了。[31] 這些都為地區農業經濟的迅速發展奠定了基礎。清代在旱地高產作物未占據主導時,貴州少數民族傳統主食是蕎麥和糯稻,糯禾的種植為最多。黔東南地區苗族群眾不僅善于種植糯稻,而且長期以來一直將糯米種植、食用等視為民族文化生活內容之一,把“稻、棉、楓”視作“三寶”,以稻為大;在歷史上,一些雜糧的種植還受到過排擠。苗族群眾對糯稻品種特性了解較深,總結出一定規律:“大白糯,宜肥田。油糯,宜肥田。蜂糯,宜沙、肥田。紅糯,宜沙泥田。旱田糯,宜旱田。香糯,宜水田”。[32] 明清貴州水稻種植技術的提高、旱地高產作物的引種,與移民和中原王朝大力的經營分不開,在種植方面以實體填充的屯田移民方式完成技術推廣,而政府為靖地方事對苗區一度實行的“不驚擾”、“不攤賦”政策,也體現在經濟生產層面上來,認為“苗疆腹地唯宜糯稻”,[33] 并未在苗區大規模的實行糧作種植技術革新,可以說政府在這方面的介入力量比較薄弱。民國時期政府在黔東南糧食作物品種改良和技術推廣方面的力量介入十分突出,形成了比較大的改良和推廣規模性活動。
      民國時期黔東南地區糧食作物種植的品種改良、技術推廣主要有兩個階段,每一階段都有著明顯的政府行為印跡。第一階段是農業推廣和建立農業技術服務體系。民國二十六年(1937年)十月建立縣一級農業推廣所和技術機構,開辦農校,加強技術培訓、資金放貸和農技試驗工作。為提高水稻單產水平,改進了栽培技術,推廣冬耕冬種和多熟制等先進種植制度。[34] 第二階段是在上一階段基礎上各地改進了水稻品種,在政府鼓勵下大力開墾、復墾荒地。“糯改秈”是以上階段影響比較大的糧食作物改良活動。民國二十七年(1938年)鎮遠專區調查表明,秈稻已有35個品種,晚稻24個品種,分別比晚清民國初年增多18和6個品種。民國三十年(1941年)在黔東南全面推行糯改秈工作后,水稻生產發展更為迅速,該年度全區水稻種植面積達到197.515萬畝,總產量高達41 554萬公斤,平均單產達420斤左右。到1945年以上各項指標分別上升至237.385萬畝、61 964萬公斤和522斤,分別增長了383.2%、67.06%和67.55%。[35] 黔東南糯改秈過程,是一個外來技術同當地民族文化、生態、經濟等適應的過程,這種“適應”、“選擇”結果除了糧食本身價值因素影響外,另則是政府運作的行為力量所使。糯禾是黔東南民族重要的傳統糧食之一,適宜于不同自然環境生長,在清代已發展到18個品種,“味極香美”、“圓而實大”,深受群眾喜食。[36] 糯稻在黔東南地區依賴于自身生物條件、自然生態和民族文化的涵蓋,保持著十分強大的生命力。民國糯改秈活動客觀上是對糯稻及其文化的一種沖擊與排擠,也迫使糯稻加快了自身品種改良和優化的進程,解放后黔東南糯禾新品種不斷引種成功的現象反映了這一點。
      據《黔東南州志·農業志》(1993年)資料顯示,秈稻的傳入是在乾隆時期。乾隆九年(1744年),臺拱廳榕山總旗李尚云從江西老家帶回大麻谷、小麻谷、大白谷、小白谷等品種,在望虎屯、榕山一帶首先試種成功。到咸豐四年(1854年)粘稻在臺拱中北部自然條件較好的河谷平壩普遍得以種植。咸同起義遭鎮壓后,在軍隊和漢民大批涌入下,苗疆地區的高寒陰沖之地、冷水田、銹水田上又開始種植了冷水谷、紅米谷、須須谷、黃克粘、打谷粘、香稻等品種。光緒年間秈稻已在黔東南中南、東北部地區獲得較多種植,清末清平、麻哈、黃平、施秉、鎮遠、天柱等縣秈稻種植比例已經超過40%。[37] 但清代秈稻種植基本上依賴于民間移民等的引進與傳播,沒有出現官府直接發授和推廣作物新品種進行規模性種植的記錄。從前文有關民國時期的改良與推廣活動記述看,農技服務體系的建立和由該機構實施的種植制度、良種改進等行為均系政府督導和推行。民國十四年(1925年),黔東南發生特大旱、蟲災害,“三穗、天柱、錦屏、黎平、鎮遠、岑鞏、榕江等縣大旱,小季無收,禾苗枯槁”,次年鬧大饑荒。各地政府便組織力量到川、湘等地收購秈稻良種,貸給農民種植。[38] 民國十九年(1930年)貴州全省再次倡導糯改秈,鎮遠等地政府出面在大街小巷張貼布告、立宣傳牌,大力推廣。麻江縣政府在民國三十年(1941年)成立“糧食增產督導團”,出臺五項以增糧產的措施,其中“……;二、由保甲長遍告農民不準種糯稻超過粘稻十分之一,并限令糯米價不得超過粘米價;……”。[39] 民國三十二年(1943年)國民政府制定資金獎勵制度,種植秈稻增1%者獎國幣1-5千元,并且引進優質秈種推廣種植,使減糯增秈成效大為加強。[40] 政府力量的不斷介入使黔東南以上時段的秈稻種植成績巨大。1928年境內各地秈稻播種面積首次突破50%(稻谷種植面積比例),黃平舊州、凱里爐山一帶這一比例甚至上升到80%。1945年黔東南全境(缺雷山)糯改秈面積達到11.7125萬畝,占水稻播種面積的6.48%,秈稻播種面積由此上升到稻谷種植面積的近60%,[41]從地域分布上看,開發較早的北部地區成績最大。到1949年全境秈稻播種面積已達165.133萬畝,占稻谷播種面積的76.9%。這已接近1990年農業規劃所制定的規模,即秈稻種植面積比值上升至80%的水平。[42]
表2 1945年黔東南糯改秈各縣份面積 單位:萬畝
縣 份 面 積
錦 屏 48 330
爐 山 21 161
黎 平 7 851
臺 江 6 242
從 江 5 602
天 柱 5 493
黃 平 4 949
麻 江 3 723
丹 寨 2 600
施 秉 2 467
鎮 遠 2 409
岑 鞏 2 264
劍 河 2 024
三 穗 2 010
雷 山 —
合 計 117 125
資料出處:貴州省黔東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貴州省黔東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志·農業志》,貴州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民國時期實行的糯改秈,目的在于挖掘土地潛力和強化冬耕以提高糧食產量。一方面是政府為增加田賦、征收糧食而全力倡導、推行的行為;另一方面也是社會應對自然災害以求保收增收之使然。政府與民間兩種力量在因自然災害等引發的社會危機前形成了合力,故使該項糧作種植變革得以實現。民國的糯改秈雖有政府的強力推行,但整體上仍是以鼓勵、獎勵為宣導,實際開展和運作的是“減糯增秈”的變革。應該講,其方式和效果是積極可嘉的。當然,由于賦稅制度、剝削壓迫、災害戰爭等的原因,民國黔東南人民整體經濟狀況仍較為落后,糧食經濟并沒有從根本上得到充分發展。據調查,解放后糯改秈活動仍不斷進行,但曾出現過政府過分強調“禾改粘”的作用和必要,“一刀切”現象較多,違反了自然環境和民族文化等的客觀需求與適應,一度在農村受到民眾的自發抵制。[43]
      秈稻在民國時期的普遍種植,表象上是對傳統糯稻的“勝利”,說明該種糧食作物已為黔東南生態環境、民族文化所吸納接受,它在產量上取得的比糯稻高產的優勢,保證了當地民族在物質能量控馭方面更具穩定性,實質上是該地區生境內農業經濟發展的巨大成就的體現。糯稻之所以繼續保留,并在品種改良方面也繼續得到發展,主要得益于民族文化和生態環境與之長期以來形成的適應性。調查表明,黔東南糯稻種植分布于各種海拔、地貌區域,粘性強,米質優,耐腐易攜帶,還能釀甜酒,其稻草還是制作繩和鞋的良好原料,對于生活在山區的人們來講,糯稻提供給他們的諸多功效是其他農作物種無法企及的。“糯禾文化”在苗族群眾日常生活生產、風俗習慣和宗教信仰等中都有體現。因此盡管秈稻能高產,但據現代當地群眾反映,由于受土壤、氣候、水利等影響,味不盡佳。許多山區群眾在種植新品種時,糯禾也同時栽培。可以說糯稻在黔東南自然環境和社會文化的選擇與適應下,有著強大的生命力。
結 語
      歷史上黔東南地區糧食經濟的變遷與發展,傳統作物糯禾與后來引入的秈稻的力量此消彼長,體現出明清民國時期黔東南糧食經濟結構和農業生產在人口增長、國家力量增強等開發環境下新的發展特征:以大規模的糧食和物質能量獲取為目的,同時也是一個影響、改造和發展民族生境的具體過程。糯、秈的種植變遷還表明,原生民族經濟與社會同外來經濟文化的共存發展,是民族文化交融的體現。糯禾文化的客觀價值并不足以彌補和提升糯稻等傳統糧作應對自然災害、人口增長和社會發展的能力,外來的秈稻則彌補和提升了這種能力的不足;而且迫使糯禾文化謀求出新的增長策略,如糯稻品種改良、增產等等,可視為是一種積極的生態應對,對發展民族社會文化的正面作用是明顯的。此其一。
      其二,環境適應問題不容小視,特別是在考察民族發展時。一個民族的經濟生存能力不能單純或簡單地以其在地理空間上分布的廣度加以衡量,還應考察其利用自然環境的深度,而廣度的跨越需建立在穩定的能量獲取基礎上,這才是真正意義上的“適應了環境”。我們可以看到秈稻生態適應面不如糯稻,但它在單位空間內產生的能量為民族農業經濟發展的貢獻卻比糯稻大得多。
      再者,除了以上技術選擇、環境適應外,政府和制度、民族社會文化的影響力對地區發展也很重要。民國時期國家力量遠比明清時在苗區要深入得多,使得技術變革和推廣有了更強的組織保證。毋庸置疑,糯禾文化對傳統具有保護作用,但在外來壓力下其應對策略(接受新品種、改良稻種等)卻對該民族社會文化的保留與發展作出了積極努力。這是應予積極肯定的。
(原載《中國農史》2004年第4期)


[①] 生境(habitat),又譯“棲息地”,是生物生活的空間和其中全部生態因素的綜合體。可概括為某一類群的生物經常生活的區域類型,也用于具體指一個體的生活場所,強調現實生態環境,有別于平常所說的“生態環境”。
[②] 參閱貴州省黔東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黔東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志·地理志》,貴州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黔東南苗族侗族自治州綜合農業區劃編寫組:《黔東南苗族侗族自治州綜合農業區劃》,貴州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③] 《漢書·南蠻西南夷傳》。
[④] 《桂海虞衡志·志蠻》。